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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讨

地方志基础知识之一
发布时间:2017-03-23   文章点击率:2107  

第一讲  地方志的演变及发展

 一、方志的基本概念

  地方志简称为方志、志书。 “方 “的基本意思是方圆之方,是与圆相对应的一种概念。古代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引申为地方、大地,《淮南子本经》曰:“戴圆履方。““方“又指四境之内、四方,后来,逐渐成为具有地域概念的词。方志的“方“即指某个区域、某个地方。

  那么方志的 “志 “又作何解呢?志者,记也。庄子《逍遥游》云: “《齐谐》者,志怪者也。“汉郑玄注:“志谓记也。“唐颜师古说得更明白:“志,记也,积记其事也。“方志就是关于地方的记述,志书就是记事的书。“方志“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地官诵训》中,云: “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 “唐张铣注: “方志,谓四方物土所记录者。“其后,凡记述全国或一地之地理、风俗、物产、教育、人物、名胜及沿革之书,如一统志、省志、府志、县志等,皆称为方志。方志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方志的编纂体式和模式也逐渐成型、完善,并形成一种独特的编纂体例。所以方志的“志“,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记述、记载之义外,它还隐喻为一种方志特有的体裁和体例。这就是方志界常说的那个“志体“。

  现在我们编纂的方志和志书,大多是以 “志 “命名的,其实早期的方志还有不少别称,如记、识、图、图经、经、乘等等。如南朝宋王孚编纂的《安成记》,晋张僧的《豫章记》等是称“记“的;清张行简的《汉阳县识》等称“识“的;宋洪刍的《豫章职方乘》,清康熙叶舟修的《南昌郡乘》,民国胡思敬的《盐乘》 (宜丰县志 )等等是称“乘“的;宋祥符李宗谔的《江州图经》 (九江 )等是称 “图经 “的,其他等等称谓,不一一而述,方志发展至明清朝后,志书之名基本定型。

  我国现有的地方志种类繁多,主要由三大系列组成,一是政区志,二是专志,三是地方综合年鉴。其中政区志:主要包括一统志 (国家级的志书,如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 )、省志 (历史上也称通志 )、地 (市 )志 (即府志、州志等 )、县志、乡镇志。专志:包括山志、水志、寺庙志、书院志、部门志、厂矿志、企业单位志、风俗志、人物志等等。

  认识完地方志后,我们该如何科学、准确地来界定其性质和定义呢。地方志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2006 年5 月18 日 ,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正式颁布实施,这是凝聚了我国几代方志工作者梦想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法规文件。《地方志工作条例》开宗明义首先对地方志作出了科学、完整、准确地定义: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是指全面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这一论述包含了五个要素:

  1.空间范畴。本行政区域,即特定的政区范围。志书所记述的人、事、物等都必须囿于此特定的行政区域内,不能越境而书,跨疆而志。

  2.时间范畴。史与现状,即可是贯通古今的通代志,也可是记述现状的断代志,每一部志书都应设定记述的时间限制。

  3.内容。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的人、事、物,囊括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

  4.体裁性质。地方志是资料性文献,资料性是地方志的本质特性。地方志的内容是由大量的地情资料构成的,在进行整合编排后,形成的地情文献。这种体裁的特定性质要求做到述而不论(即要用翔实的资料说话,忠于事实,不直接分析评论,要把观点倾向、是非褒贬、成败得失寓于记述之中。述而不论是方志界历来遵循的编纂章法要则之一。通常叫做志书的文风原则或写作方法,也有人称为撰写原则或志书总笔法。述而不作(也就是基本沿用了孔子述而不作的春秋笔法。这是我国历代方志编纂的一个传统,是编写方志必须遵循的基本写作原则。其现代内涵就是用资料说话,寓观点于资料排比之中,隐褒贬于史实记述之中,不夸张不溢美,不程式化,不用大话套话,避免不适当的政治化倾向。修志者的观点只能用寓意法来反映,不能直书观点倾向、是非褒贬、成败得失。),以资料权威性、科学性服务社会。

  5.编纂要求。全面系统地记述,即指地方志在上述四个方面的规范下,必须是将所有的资料按志书的体例要求,进行科学、系统的整合、编排,达到最佳组合。

  由上可知,地方志是一种由官方组织编纂的资料性文献。无论是地方志书,还是地方综合年鉴,记述的空间范围必须只能是特定的行政区域,由官方的行政手段进行组织编纂,以特定的行政区域地名冠为书名。如《湖北省志》《荆门市志》《沙洋县志》《荆门年鉴》《东宝年鉴》等等。

  二、地方志的发端与演变

  地方志萌芽于先秦,兴起于汉晋。唐宋时期成型,明清两代繁盛。民国继往开来,新志方兴未艾。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地方志事业进入大盛时期。

  中国地方志发端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1.全国性地理志演变为全国性区域总志

  东汉时,班固利用“地志“资料,写成了第一部系统的全国性地理总志——《汉书·地理志》。但《汉书·地理志》毕竟还是地理书,人文内容有限。至晋挚虞撰的《畿服经》,在地理志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社会与人文的内容,使地理书演变成了方志——全国性区域总志,已具有后世一统志的性质。

  2.地记产生并繁荣

  地记,至三国时期逐渐兴盛,及至两晋、南北朝时期盛极一时。“地记“的大量涌现,为后世方志的编纂开创了风气,准备了材料,积累了经验。

  3.图经兴起

  现在所知汉代最早的图经即为《巴郡图经》。那时的“图经“以图为主,用图来表示一个地方的疆域、山川、土地等,经是对图作的文字说明,附属于图。

  4.综合性志书出现

  《华阳国志》,东晋常璩撰。是最早的四川省通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以“志“为名的地方志。

  三、地方志的发展

  中国地方志在隋唐时期得到较大发展。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文化繁荣,促进了地方志的发展。封建王朝日益重视地方志的社会作用,逐步加强了对修志的控制,出现了官修志书。

   1.官修志书出现。我国大规模有组织地纂修地方志是从隋朝开始的。《区域图志》是我国第一部官修总志。唐代,官修志书进了一步。官修志书的制度自隋唐始,它有积极的一面:推动地方志普及;可以在一定时间里集中足够的人力和资料,分工合作,很快成书,定期报送;中央政府能够及时掌握全国的新情况,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同时有局限性:必须以官方的标准来记述历史,志书变成官样文章。

  2.图经发展。隋唐时期,由于朝廷倡导,图经开始兴盛,我国现存最早的图经是《沙州图经》,修于唐开元年间。《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全国性总志的代表作。

  四、地方志的定型

  中国地方志在宋代进入成熟阶段,内容和形式大体定型。

  1.官修制度进一步确立。宋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十分注重编纂方志。并于大观元年(1107年)在朝廷创置九域图志局,这是国家设局修志的开端。

  2.修志形成规模。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重视,宋代方志空前发达并形成了规模。

  3.记载范围扩大,体例趋于完备。宋代方志的发展不仅表现在规模上,更为重要的是反映在内容和体例的进步上。使地方志最终从地理学分离出来,而在史学领域自成一类。由于志书内容和体例的变化,“图经“之名已不适用,南宋后几乎所有的志书都改称为“志“了。

  五、地方志的兴盛

  中国地方志在元代继续发展的基础上,于明清进入兴盛时期。

  1.元代。元代,方志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全面完成了图经向方志的过渡。并且,创编了《大元大一统志》。

  2.明代。 明王朝十分重视编纂地方志。建国不久,朱元璋就于洪武三年(1370年)下令编修一统志。《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就是在各地所上志书的基础上编成的。

  3.清代。随着清前期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加上大兴文字狱,学人不敢撰史,方志编纂与研究进一步兴盛。

  ①朝廷颁发样书,皇帝亲自审志,制定定期修志制度。

  康熙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两次诏令各地修志,并限期完成。雍正七年,朝廷又规定各州县志书每60年重修一次,这是封建王朝首次规定定期修志制度。在各省进呈通志(即省志)的基础上,清王朝完成了全国的《一统志》。乾隆皇帝对《一统志》的纂修极为重视,每次史臣以稿本进呈,都要亲自审阅,反复推敲,并提出修改意见。清代州县以上志书几乎全是官修,私人编修的极少。官府设有志局(馆),由地方官员聘请文人学士或地方乡绅编纂。也有的州县官员亲自编修志书。乾隆皇帝曾严禁私自编修刊印志书,所有修辑的志书,都要经过审核才能刊刻。

  ②大批学者参与修志,促进方志理论研究,方志学建立。由于清王朝提倡修志,同时设置严密文网,实行文化专制,学者不敢私自修史,于是编修志书蔚然成风,一大批著名学者参与了修志工作。他们在修志过程中,就如何编修书各抒己见,展开争论,促进了方志理论的研究,并形成了不同流派。

  ③方志编修空前普及。清代修志空前普及,省、府、州、厅、县、道、旗、镇、乡、卫、所、里、土司志均有编纂。存世方志就有近6000种,约占现存历代志书总量的80%,其中省、府、州、厅、县志存近5000种,基本上为官修。

  六、地方志的继承与创新。中国地方志在民国时期得到继承,局部有所创新。

  民国时期,政局动荡,内扰外患频仍,先是军阀混战,后又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但编修地方志这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并未因此中断,而是得到继承并发扬,局部有所创新。

  1.继承政府主持修志的传统,要求志书提高科学性和实用性。民国3年(1914年)教育部即咨令各地编修乡土志,一作学校教材,二供清史馆征用。全国大规模编修地方志从民国17年(1928年)开始。当年,行政院令各省、县一律修志。军政部军需署也咨请各省征集县志。次年,内政部多次通咨各县搜集志书,要求将新修省、县、市志书的凡例送部审核。民国23年内政部颁发《地方志书纂修办法》9条,规定省志每30年一修,市县志15年一修,编成的志书要报内政部核实后方能印行。民国33年、35年,内政部又两次颁发《地方志书纂修办法》,要求各省、市、县未成立通志馆的设立文献委员会,负责收集地方文献,以便  

  2.局部创新。民国时期编修的志书在体例、内容等方面基本承袭封建时代方志旧规,仍属旧志范畴。但民国的国家政体已不同于清代,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有了一些变化,这就出现了民国方志编纂中的局部创新。

  七、地方志事业的大盛

  中国地方志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大盛时期。

  1.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地方志事业十分重视和关怀。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再三提倡整理和编修地方志。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1957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把编写新的地方志纳入《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草案)中,并作为其中12项重要工作之一。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倡议全国各地编修地方志。1959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建立了中国地方志小组,负责推动全国的修志工作。同年,广西通志馆于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批准成立,自治区副主席莫乃群教授兼任馆长。“文革“时期,地方志编修工作中断。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地方志编纂工作迎来了春天。1983年4月,经中央同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立,具体负责指导全国的修志工作。198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办发[1985]33号文件,转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的报告。

  为了进一步加强新编地方志工作的领导,1995年6月,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下,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出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副院长郁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忍之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档案局局长王刚担任副组长;在指导小组成员中增加了一些省市主管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和各学科的著名专家学者,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新编地方志工作的重视和关心。1996年5月,召开了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李鹏总理在中南海接见全体代表,作了重要指示:“新编地方志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定要认真做好。“李铁映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修志工作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而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主要是省、市、县三级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的职责,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坚持“一纳入“,即把修志工作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各级政府的任务中。要坚持“五到位“,即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特别是职称)到位,条件到位。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修志、三审定稿制度。在这次会议之后,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国办发[1996]47号文件),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工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截至2015年底,全国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共有32个、地市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有370余个、县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有3000余个(均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编人员约2万人,加上聘用人员达10万余人,形成了各级政府主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组织实施的修志格局。

  2.新编地方志成果辉煌

  新编地方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与我国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同步,取得了巨大成绩。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先后建立了三级修志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实施的修志格局。

  逐步形成了一支人数可观的修志队伍。1999年,全国省、市、县三级修志机构的专职修志人员约2万余人,各地先后直接参与修志的兼职修志人员总数在10万人以上。据统计,经过20多年的辛勤耕耘,至1999年,已经正式出版和完稿的新志书,仅省、市、县三级志书就有4000多部,大约40亿字左右。至2005年底,全国首届省、市、县三级志书编纂出版5000余部。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颁发了《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修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从此进入了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至2016年,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稳步推进。各地紧抓二轮修志进度,取得可喜成绩。截至2015年10月底,省、市、县三级二轮志书年内共出版240部,累计出版2200多部。除广东省全面完成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外,吉林、江苏、安徽、山东、湖南、湖北、四川、宁夏等省(区)二轮省、市、县三级志书编修任务完成过半,个别省份的市、县级志书已完成90%以上。同年内,全国出版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300多部,累计出版23000多部。乡镇志、村志编修大规模铺开,全国年内出版乡镇志、村志197部,累计出版4500多部。其中,荆门市京山县《三阳镇志》率先在全省编纂出版发行,并被评为全国名镇志。

3.新方志的发展与进步。新方志与旧方志相比,在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 新方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新方志时间跨度和内容广泛超过历史上的旧方志。新方志记载的内容重点与旧志不同,深度也超过旧志。新方志吸收大量科学成果。新方志的形式有了重大突破,在继承纸质志书的基础上,出现了电子版志书和网络版志书。

新方志的功能和应用性有了重大发展。事实证明,新编地方志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已经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4.荆门地方志发展与现状

  荆门修志始于宋代,明、清两代为鼎盛时期,民国时期编修地方志进入低谷,只有京山、钟祥分别出过一部县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编修社会主义第一轮新方志,荆门修志事业绵延近千年。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985年版)、《荆门市首轮修志总结》记载和有关资料考证,现今荆门市行政区划内先后编修都、府、州,市、县志计38部。

宋代 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北宋王铢撰修《荆门志》计10卷。后又经重修,仍为10卷。京山、钟祥修志无考。

元代 荆门是否修过志,暂无从查考。但在明代正统十三年(1448年),朝廷一位官员为《荆门图志》所作的序言中,提到“缘旧志遭元季兵毁,版刻无存。“可见元代荆门曾编修过地方志。京山、钟祥修志无考。

  明代 荆门8次修志,仅存万历、天启年间的《荆门州志》刻本,且缺1、2卷和洪武、正统、弘治、正德、嘉靖版本序言。钟祥只有1次修志,现有嘉靖版《兴都志》传抄本存世。京山是否修志无考。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当上皇帝后降旨,各郡、县尽快呈献地方志书。洪武十六年(1383年),荆门知州潘道亨上任后,限于催迫,匆忙主持撰修了明代荆门州第一部地方志,聊以塞责。后,杨复初继任知州,看到荆门史料不全,又聘请州学正叶原瑛重修《荆门州志》,刻版80块,刊印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冬。

  正统十三年(1448年),荆门州守邢宁、同知张聪根据叶原瑛重修的《荆门州志》版本增补、续修,定名为《荆门图志》。

  弘治十四年(1501年),荆门知州韩锐,又根据《大明一统志》所载资料,重新对荆门旧志进行校核、删定,分篇、分卷,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刊行。

  正德十三年(1518年),荆门州学正林子球,奉命编修新的《荆门州志》,前后修订5次,其慷慨解囊,终于刊印(具体时间不详)出书。

  嘉靖八年(1529年),荆门州守陆  ,聘请州学正凌云以林版《荆门州志》为基础,将新的资料分门别类补入志书,于嘉靖九年(1530年)四月刊印出书。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由吴惺修,方远宜纂的《兴都志》刊行,共24卷。

  万历年间(1573~1619年),荆门还出过一部荆门地方志书,详细情况待查。

  天启年间(1621~1627年),荆门州太守徐天  ,主持纂修《荆门州志》,共14卷,记事至天启元年(1621年),刊行年月无考。

  清代  荆门编过6部志书,其中5部为州志,1部为专业志。各版本均有存世。钟祥编过5部志书,京山编过2部志书,分别有刻本、抄本、晒本存世。

  康熙年间,荆门是否修过志,无从考查。但北京图书馆保存有康熙四年(1665年)《荆门州志》抄本(不全),编者不详。康熙五年(1666年),由程起鹏修,郑茂泰编纂的《钟祥县志》刊行,设10卷和首1卷。康熙八年(1669年),由张尊修,王吉人、谭篆编纂的《安陆府志》刊行,共36卷。康熙十二年(1673年),由吴游龙修,王演、卢前骥纂修的《京山县志》刊行,共10卷。

  乾隆十至十九年(1745~1754年),荆门知州舒成龙,先后聘请举人、进士、贡生30余人,历时10年,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编成《荆门州志》,计36卷,分54目,刻版800余块,约5万余字。其间,朝廷几次提升舒成龙异地做官,均因主持修志而在荆门留任5年。乾隆六年(1741年),由高世荣修,李莲主纂的《钟祥县志》刊行,共10卷。乾隆六十年(1795年),由张琴修,杜光德主纂的《钟祥县志》刊行,共20卷。

  嘉庆十二年(1807年),荆门知州王树勋,根据荆门州升为直隶州辖当阳、远安2县后,地域变化的实际,主持贡生廖士琳等对乾隆《荆门州志》进行增补、续修,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刊印成书,全志仍分36卷,定名为《荆门直隶州志》。

  咸丰九年(1859年),安陆知府兼代荆门知州黄昌辅任主修,聘请其同乡王甲曾等,在乾隆、嘉庆两志的基础上,再行增补,将36卷,综合为10大卷,定名为《续补荆门直隶州志》。

  同治七年(1868年),荆门知州恩荣,主持举人张圻等人,对《荆门直隶州志》彻底重修,成书12卷。另设首1卷,专门收录历次志书的序跋和清朝皇帝的几篇翰墨。同治六年(1867年),由孙福海等纂修的《钟祥县志》刊行,共20卷。

  光绪八年(1882年),由沈星标修,曾宪德、秦有锽纂的《京山县志刊行,共23卷,另设首1卷。

  清代,大学者、书法家包世臣曾纂修过一部《荆门州志·士传》,属人物专志系列。编纂时间不详。现存有宣统二年(1909年)湖北官书处影印原稿本。

  民国 民国时期,现今荆门境内惟钟祥、京山分别出过一部县志存世,荆门县没有修出县志,只在抗战期间,由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编有一《荆门县志杂抄》油印本存世。

  二十六年(1937年),钟祥县由赵鹏飞修、李权纂的《钟祥县志》铅印本刊行。

  二十八年(1939年),湖北省政府催促各县呈送地方志书,荆门县政府于二十九年(1940年)1月28日,向省政府呈送报告说:“查本县县志,年久失修,散佚无存,无法征购,惟二十八年年终工作检查报告,似可为县志资料之参考。“敷衍完事。三十一年(1942年),荆门县政府在《建设计划大纲》中,提出修订县志,但最终没有实施。三十五年(1946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地方志纂修办法,规定县志15年一修。荆门县未曾动手,直至荆门解放,修志仍是一事无成。

  三十八年(1949年),京山县由李廉方纂修的《京山县新志》,共5卷铅印本刊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荆门县人民政府曾2次提及修志,未能实施。直到80年代初开始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全市呈现盛世修志局面。到2000年底,全市先后编辑出版市县志3部,其中《荆门市志》《钟祥县》《京山县志》各1部;编辑出版专业部门志127部,其中出版28部。

  《荆门市志》 1984年成立编纂委员会,1985年选调人员,1986年搜集资料,1987年开始试写,1988年进入总纂,1989年全志成稿;1991年初完成送审稿,经全省方志专家学者评审,年底完成修改任务;1992年3月,湖北省地市州志评审委员会在武昌召开评审会议评审后,经修改终审定稿。其间3次调整编纂委员会,5易其稿,3审定稿。1994年6月,由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分23篇(含概述、大事记、附录、本志纂修始末),142万字。

  《京山县志》 1983年3月成立编纂委员会,1984年开始搜集资料,到撰写专篇、总纂、三审定稿和终审出版,前后历时6年。1989年9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分 31篇,129.6 万字。

  《钟祥县志》 1982年12月成立编纂委员会,历时近8年,8次修改,3次审查,1990年8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分37篇,163万字。

  2007年,荆门市启动第二轮市、县两级地方志编修工作。历时十年,至2016年,全市按期完成第二轮市、县两级地方志编纂出版任务。共计出版地方综合志书6部,其中市志1部,县市区志5部。其中,《荆门市志》全志共设34篇196章615节,分上、下两卷,共380万字,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本志全面系统真实地记述和反映了荆门改革开放27年来的光辉历程和各方面的发展成就。本志的编纂出版,凝聚了全市广大修志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是文化荆门建设的又一重大成果。同期内,编纂出版部门行业志50余部;编纂出版乡镇、村志18部。在完成地方志书编纂工作的同时,还动员力量完成了地方年鉴的编纂出版工作,截至2016年底,荆门市地方志办累计编辑出版《荆门年鉴》20卷,近2000万余字。为服务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资政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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